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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我与书的故事

因“逃避”,而迁徙——关于段义孚《逃避主义》的思考

《逃避主义》这本书是在上下班地铁上读完的,当时都市圈正在做“极端通勤”课题研究。在高峰期的十号线上,拓出一小块地站定看书不是件太自如的事情,于是我时常一边庆幸自己尚不属于单程平均72分钟的极端通勤者,一边跟大师段义孚一同感叹“我们无从逃避”。

事实上,我们很难把段义孚归类为地理学家,他在美国地理联合会刊1976年6月号的发文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标志性著作,当时学术界围绕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讨论正烈,人文主义地理流派以其极具我向性、情感性、感悟性的研究方法独树一帜。

段义孚的诠释横跨了地理、景观、文学、历史、宗教信仰等诸多领域,将人们对现实环境的感受与似乎不太相关于地理学的哲学、心理学、都市计划与景观设计学及人类学方面的见解联系起来。在这本书里,他把人文地理学的两个研究主题“迁移”与“人地关系”有机融合进“逃避”当中,令人类产生逃避想法的原因繁复多样,他将其抽丝剥茧成四大类。

一是对自然的恐惧,严酷的自然环境、突发的自然灾害都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限制和引导着人类的选择;

二是对社会环境的无法承受,这不仅关乎喧闹的城市生活,也关乎猛于虎的苛政、严厉的宗教禁锢以及其他来自文化层面的重重压力;

三是对真实感受的渴望,混沌的不明晰的状态令人困惑,清晰与明朗则给人以“真实的存在”的感觉,人们总是试图寻找清晰与明朗,宁愿采纳抽象的模型,也不愿接受无头绪的现实;

四是对自身兽性或动物性的反感,人们时常会对自身某些粗鲁的特征感到羞耻和厌恶,整容、遮羞等皆属于此类。

关于“主义”的论述难免艰深,再加上“逃避”便显得更加阴晦,好在段义孚从地理学和哲学等多重视角给出了令人安心和信服的解读。在他看来,“逃避”看似贬义,但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逃避心理推动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与进步,人类借助组织、语言、工具等各种文化手段来实现逃避。这里他也概括出了四种人类主要的逃避方式:空间移动;改造自然;根据想象建造出神殿、庙宇等具有特定意义的物质世界,用于满足某种精神诉求;创造精神世界。

段义孚接受且认同这种逃避,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他写这本书主要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是提供不寻常的、富有成效的认识自然和文化的视角;其二就是要说服读者,也别是那些度过太多悲观文献的读者,认识到我们已经获得的美好,尽管它还不是很稳定,然后思考这样的观点:即使地球上没有天堂,即使地球上仅仅有周期性的天赐的福佑,人们也需要少一份绝望,多一份希望和光明”。

我本人的乐观程度已经高到几乎不需要再从他这里汲取希望,倒是这“认识自然和文化的视角”更有意思。理解人类的迁徙和社会的变迁,离不开单个人为什么迁徙,人在逃避什么,逃避之后又在追求什么……我们不断接触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研究问题却始终如一。段义孚用“逃避主义”的框架来探究人类迁徙和人地关系,放到今天,或许仍不乏借鉴和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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